司马丰看了一眼陈霄，没有说话。

　　黎明和栗致炟的故里都在钟南省东邻的河东省的一个小县城，早先，这个名字叫贺兰的小县也属钟南省的地盘，后来，由于区划的变更，贺兰县划归了河东省，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秋之交，十六岁的黎明和十四岁的栗致炟一道踏上了赴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旅途。原来，他们都在贺兰县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完中，也是全县最好的最高学府。黎明已读高中一年级了，栗致炟还在初三。因为大家都在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停课三四个月了，学生们戴上红卫兵袖章，卷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活动，不计其数的红卫兵拥进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导人的接见、检阅。奔赴井冈山去朝拜革命圣地，也是响应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大串联的重要指示。也是在那个时候，两个在井冈山相遇的毛孩子方才相识。先前他们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级，拥有数千人的完全中学，哪里有接触的机会。那是一次无比狂热、无比激动，又愚昧的行动，但是，当时他俩的灵魂深处是把赴井冈山之行与唐僧孙悟空奔西天取经相比肩的。如今，他们都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都想把那些记忆驱跑赶散。值得黎明回忆的，是他在同伴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男女知识青年同居，其中有百分之五六的正式结婚，百分之二十的有了私生子的氛围中，却属于那少数的百分之三十的行列。他用坚强和毅力，用忍耐加柔韧，度过了那段漫长的寂寞枯燥的日子。就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九七七年，他考进了江南一所名牌大学，开始步入少年时代就做着的法官梦的征程。他读的是法律专业，是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还是初中生的黎明就企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入政法类的大学攻读。这个梦终于实现了，走进大学那年，他已经二十七岁。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大学生，不像正常时期，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绝对主体成员。那是在大学停办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招生，可以说，已积压了十年的能上大学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想趁这一次招生闯进大学。当然，对应考学生的条件要求也是特别的，特别是年龄，已无法限制在高中毕业生那个年龄段了。知识青年、社会青年、青年工人、干部、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报考大学，当然也有应届高中生。考试和录取是公平的又是残酷的，许多成绩优异的考生，由于录取名额限制，生生被拒之于大学门槛之外。许多本可成才、前途应该光明灿烂的青年，不得不中止本应深造学习的生涯，而去寻觅能够维持生活、赚得柴米油盐的生计。能够迈进大学门槛的学生，是幸运的，也是侥幸的。因为在那种超乎寻常的竞争与拼杀中，一部分优秀考生的成绩咬得很紧，相差无几。能达到一定分数段的人，录取谁都是有道理的，你能说仅仅是几分之差，就可断定少那几分的考生就不如多那几分的考生吗？可是，没有办法，不用这种以分数划线的办法，还能用什么办法？倘若去尝试以考生的实际水平录取学生，空子和弊端更多，负面效应更大。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能被录取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他们在十年动乱之中，大部分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没有丢掉知识和课本。他们热爱知识，刻苦学习，更珍惜得来不易的大学生活。进了大学的黎明常常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想上大学。参加这次考试的过程中，他目睹了青年人渴望知识、渴望学习、渴望深造、渴望学到本领和技能，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的强烈愿望。可是，国家为什么把大学停办了？倘若国家能按部就班地招生办学，也不会出现眼前这种不正常的残酷竞争。想到这些，他下了决心，自己虽然无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自己有能力管好自己，努力学习，武装自我，走向社会后做一个正直、公正的人民法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中实施正义和人道……